近几年，中国与俄罗斯在贸易上的往来愈加频繁和多样化。数据显示，2018年中俄之间的双边贸易额突破了1000亿美元大关。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进驻俄罗斯，在当地投资建厂，招聘当地居民。

在劳工、税务等方面与国内有较大差异的俄罗斯法律，成为了中国企业率先遇到的拦路虎。语言翻译带来的信息损耗又使得聘请当地律师和欧美律师成为了一个次优选择，更多的企业开始向在俄罗斯从业的中国律师寻求业务支持，

但是，在快速上涨的需求面前，供应端却是一幅截然不同的场景。

在整个莫斯科，中国人开的律师事务所只有两家，刘宇宁负责的中俄“一带一路”法律服务中心是其中之一（以下简称“中俄法服中心”）。而在中俄法服中心，他是唯一的中国律师。

供应端的问题从源头上就已经存在，据刘宇宁介绍，目前在莫斯科及周边地区的大学，学法律的中国留学生不超过十人，而这里面能有一个在毕业后留下来做实务律师，“已经是了不得的事了。”

业务都是主动找上门的

从业三年，刘宇宁见证了中国企业在俄业务的飞速发展。“几年前，来俄罗斯的基本都是大型国企。现在，比较大的民营企业也来了，福耀玻璃就在谈一个在俄建厂的项目。”

来到异国的企业，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因法律差异引发的纠纷。据刘宇宁介绍，早期进入俄罗斯的大型国企，基本都把法律相关的事务交给欧美大律所在俄罗斯的分所。

“莫斯科及周边法律服务市场的份额，欧美律所占了70%，本地律所占了10%，合资和其他国家的律所占了剩下的20%。”他说。

但是，欧美律所的律师母语以英语为主，中国企业和他们打交道，但凡涉及到俄罗斯法律的问题，需要先由欧美律师把俄语翻译成英语，再由翻译把英语转译成中文，整个过程中很容易发生有效信息和关键细节的损耗。

而且，俄罗斯当事人、欧美律师和中国企业，打交道的三方涉及到三种不同的文化，有时候，文化冲突带来的麻烦比事件本身还要多。

这种情况在入俄的中国企业不多时还尚不突出，随着近几年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中国企业纷纷来到俄罗斯，涉及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样和复杂，中国企业对懂俄罗斯法律的中国律师的需求日益迫切。

刘宇宁说，自己目前在做的事，用国内的标准来看，是绝对的蓝海。中俄法服中心开业不到半年，基本没有做过宣传，但主动找上门的业务，多到让他连轴转的状态从开业持续至今，“这还是推掉了一部分业务的结果。”

中俄法服中心的客户，全部都是来俄罗斯的中国企业和机构，有中国联通、中铁建设集团这种央企，也有VIVO手机这类民营企业。

“中国企业在俄罗斯遇到最多的是法律合规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劳务和税务两个领域。”刘宇宁说，“因为两国法律存在差异，稍有不慎，就会引发纠纷。”

据他介绍，一家在俄的中国企业，根据考核情况，决定解雇一名来自当地的人力资源主管。那名主管知道后，从第二天开始就不再来公司上班。中国企业认为这就等同于对方自动离职，也没有办理相关手续。

不曾想，六个月后，这名主管将该企业告上了法庭，要求企业补发六个月的工资，赔偿相应损失并让他回到原来的岗位上。最终，法院判决这名主管胜诉，中国企业只能吃下这个哑巴亏。

“俄罗斯法律很偏向于对劳工的保护，”刘宇宁说，“企业开人即使有正当理由，手续不到位，很容易被反咬一口”

而在税务方面，俄罗斯法律中关于报销要求和税率都有极其复杂的规定，“中国企业在某个细节上稍不注意，就会留下不合规的记录。”他进一步表示，“罚款倒是其次，主要问题是会对企业在俄罗斯的信用产生影响。”

法律人才屈指可数

虽然俄罗斯法务市场对于中国律师有如此高的需求，但在俄罗斯从业的中国律师数量只能用屈指可数来形容。

2015年，德和衡律师事务所莫斯科分所成立，这是莫斯科第一家中国人经营的律所。时隔四年，中俄法服中心成立，莫斯科才迎来了第二家华人律所。

“关键是人才供给的问题，”刘宇宁无奈地表示，近几年，来俄罗斯的中国留学生人数暴涨，但选择学法律的始终少之又少，“十年前，一个手就数得过来。现在，还是一样。”

即便选择学法律的，多数也会选择回国从事法学研究，留在俄罗斯做法律实务工作的，一年出不了一个。

相对于国内院校对于欧美法系的广泛研究，俄罗斯法学研究在国内学界基本处于断档的状态。“根本不用考虑由国内培养出俄罗斯法律人才，再输送到俄罗斯做律师。”

刘宇宁记得，阿里巴巴的一名主管曾向他咨询有没有现行俄罗斯联邦劳动法典的中文版本。他表示，最新的只有2008年的版本。当被问及现行版本有什么变化时，刘宇宁说，已经变更了97次。

事实上，在文献方面，关于俄罗斯法律的中文翻译著作，不单单《《劳动法》，包括《民法》、《仲裁法》在内的大部分法律文本，版本大多集中在2010年之前，近十年来的新作几乎没有。

“国内从事俄罗斯法律研究的学者同样屈指可数，而且大多是学成于70、80年代的那一代人。”刘宇宁说，“说实话，他们能把2008年的版本翻译出来，也已经很不容易了。”

有一口面包就能过

如果时间倒推十年，刘宇宁绝不会想到自己会在俄罗斯做律师。

当时，在国内读完医学本科的他，在山东一家医院做急诊医生。面对很多垂危的病人，他感到自己的精神濒临崩溃，最终决定放弃从医，“来俄罗斯留学也是想换一种心情。”

拿到俄罗斯库班国立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后，他选择了法学专业。“选法学，是觉得具有挑战性，但原来设想的是副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

其实，他本来已经成为了库班国立大学的副教授，却因为一句话而转行当了律师。

2016年6月，刘宇宁以同声传译的身份参加了一个中俄中小企业论坛，在会上偶然认识了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的代表。在得知他是法学出身后，该代表向刘宇宁抛出了橄榄枝，邀请他加入组建不久的德和衡律师事务所莫斯科分所。

从未想过当律师的刘宇宁纠结了三个月，学校一个老教授的一句话让他下了决心：“如果我是在你这个年纪，早就扔下一切去莫斯科了。”

最终，刘宇宁决定辞去大学教师的工作，收拾行囊来到莫斯科，出任德和衡律师事务所莫斯科分所的执行主任。

在组建中俄“一带一路”法律服务中心之前，刘宇宁已经在两家律所有过从业经验。他说，自己的想法是年轻还是要拼一下，还是要有点梦想。

“钱早晚都会赚到的，有口面包就能过。”他坦言，“我们现在在做的事，往大了说，是在保护国有资产不流失。往小了说，我想要培养一支优秀的法律服务团队，我需要为手底下的人负责。”

谈到对未来的憧憬，刘宇宁表示，莫斯科及周边法律服务市场的份额，目前中国的律所占了不到3%，他希望未来五年能带领团队把市场份额扩大到5%以上。